御制麋角解说：陡忆南苑有所谓尘者，或解角于冬，更有甚于月令者矣。然则月令遂不误乎？曰：月令之误，误在以麈为麋，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兽也。盖鹿之与麋，北人能辨之，而南人则有所弗能。麋之与尘，亦如是而已耳。且说文训尘有麋属之言，而名苑则又曰：鹿大者曰麈，群鹿随之，视尾所转而往。夫鹿也，麋也，尘也，迥然不同，亦不相共群而处，实今人所知者。而古人乃不悉其孰为鹿，孰为麋，孰为尘，则月令不云夏至麋角解，冬至鹿角解为幸矣，而又何怪乎
壁尊经好古之睿怀云。
御制读礼记文王世子篇
文王世子记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，引仲尼曰：闻之为人臣者，杀其身有益于君，则为之，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？周公优为之。
郑康成训于读为迂，迂犹广也，大也。后之说经者多傅会之。孔疏则以为周公之益君，于身优饶，于德广大。而黄敏求、陈祥道、方悫，则或以为周公委曲其身，以正其君；或以为迂，身非直躬；或以周公抗世子法为致曲。是皆不衷于理。夫周公摄政时，成王已为君，不可挞，故挞伯禽以警成王，其理甚正，而其道甚直，初非有迂曲迁就之私。孔颖达疏申引广大之释，委曲烦言，以致经义反晦。偶因检永乐大典，得陈懋赏集说云：况于正其身以善其君乎？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。语较直截。夫于诠为于义固当矣，而身字解尚未能亲切。因考古篆身作，子作，二字相似，疑或当时传写之讹。若作于其子以善其君，则与周公所行适合，而于理于文皆无弗合。康成盖未思及子字之误为身字，遂强附训释，后儒益从而为之词，使孔子之言，周公之事，皆不得其正。夫强解以误后学不可，乃因强解而诬孔子，并以诬周公，则尤不可。是不容以不辨。但经文沿诵曰久，无改正之理，姑记余所见，以俟后之考古者。